对狄更斯来说，这可能已经有足够的动力让他在六周的时间里产出一部中篇了，不过同时影响他的还有一些更大的议题。狄更斯此前便开始在社会因素方面投入更多时间：1842年的时候他去了一次美国，这趟旅行让他更深入了之前在《匹克威克外传》（ The Pickwick Papers ）中就表达过的对奴隶制的批评。他写作反对托利党的讽刺文章，并且同一些医生还有哲学家保持往来，他们有的正致力于在日益分裂的英国展开社会变革。

不过，还有一份文件着实刺激到了狄更斯：1843年初，议会收到了一份关于全国童工用工情况的报告。报告详述了难以想象的恐怖：有些被采访的七岁孩子已经有半辈子的时间待在矿里，抽烟的八岁孩子的工作时间长到自己的父亲都不知道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干的。还有些传言里的证据显示“小男孩刚能自己站起来就被带下去了”。

小孩子几乎还处在幼年便被送去工作。

好几个作家都受到刺激，开始以写作对这种现象作出回应，这其中就有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以及伊丽莎白·巴雷特·布朗宁（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然而少有人有和狄更斯一样的生活经历：他从12岁父亲被送到债务人监狱以后就开始在一家鞋油厂做活了。

狄更斯有过计划想写一本抗议宣传册，名为“代表穷人家的孩子向英格兰人民呼吁”。但他很快意识到只是宣传册的话没法达到“死命一击”的效果来让人意识到贫困儿童的苦境。于是，狄更斯决定要写点比给政府看的宣传册“更有力两万倍”的东西出来。

去“破败学校”的访问也派上了用场。狄更斯对这些向缺钱及赤贫儿童提供免费教育的机构并不陌生——它们曾充当过《雾都孤儿》里“费金贼窟”的原型——而1843年的一次访问更使得他确信，贫困、无知、救赎还有善意应当成为《圣诞颂歌》的中心。1846年，狄更斯给报纸《每日新闻》（ The Daily News ）写了一封信详述他的经历。他描述了“两三间凄惨的屋子，位于一座凄惨的房子楼上”，里面有“从小婴儿到年轻男子都有的一群男孩子，卖水果、草药、火柴、火石的人，干燥桥洞里睡觉的人，年轻的小偷和乞丐——他们身上没有一点自然的青春迹象”。这是一幅在他心头“挥之不去”的画面，他继续写道。

“通过这两个经常被遗忘的角色，狄更斯试图传达的信息是，忽视贫困儿童就等于夺走了他们的未来。”

《圣诞颂歌》中的关键场景之一，也是政治性最强的场景，通常被现代改编挑了出去：斯克鲁奇在“现在的圣诞幽灵”的长袍下看见了“两个孩子；悲惨、卑劣、吓人、丑陋、凄苦……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幽灵，这是你的孩子吗？’斯克鲁奇说不下去了。‘他们是人的孩子，’幽灵说，低下头看着他们。‘这个男孩是无知。这个女孩是贫困。当心他们两个，还有所有和他们同一阶层的人。’”

通过这两个经常被遗忘的角色，狄更斯试图传达的信息是，忽视贫困儿童就等于夺走了他们的未来。缺乏学识、遮蔽、食物和照料，容易受到伤害的孩子们会飞速地长大，并很可能成为罪犯——如果他们能撑到成年的话。

现在，离狄更斯的目标具象化为《圣诞颂歌》，还差一次十月份去曼彻斯特的旅行。狄更斯这一次上北方去是为了发表讲演，主题是教育对社会各个阶层而言的重要性，以及去拜访自己住在曼彻斯特的姐姐范妮。他的外甥亨利有残疾，看见这一家的状况让狄更斯意识到，一个家庭会因此面临怎样的挑战；于是，小蒂姆的雏形出现了。

狄更斯在六周时间里写出了三万字。

狄更斯在六周时间里写出了三万字，1843年秋天的深夜里，他边构思叙事边绕着伦敦散步，一走就是15到20英里（约24-32公里）。然而，他的出版商仍然因《马丁·瞿述伟》的惨淡销量而无法放心，不愿为新书提供资金，于是狄更斯自己为下印付了钱。狄更斯也没让任何人好过，拒绝了至少两版衬页方案——先是一组暗沉的橄榄绿色的，然后是一组明快一些的黄色的，因为会与标题页冲突。最后完成的书看起来颇奢华：红布装订，书边涂金，在发行日12月19日的前两天总算完成了制作。书价折合到今天约25英镑，毋庸置疑，这本书抓住了日渐对圣诞节上头的维多利亚中产阶级的心，他们在圣诞夜前就把全部6000册都抢空了。

很难想象这样的情境中会没有典型狄更斯式的圣诞树挤挤簇簇的景象——树上精心挂满了礼物，或许再来那么一丁点雪花。然而与此情此景相反，英国那时还少有节日仪式感。《圣诞颂歌》发布的当年，圣诞卡片刚刚被发明出来；节日的概念在当时大概就跟“黑色星期五”在今天的英国一样新奇——人们对此也感到眼花缭乱。狄更斯自己则在那年的节礼日（Boxing Day，圣诞节后一天）当天办了一场节日狂欢，他还在聚会上表演了魔术，比如“把女士们的手帕变成糖果”还有“把一盒谷糠变成一只天竺鼠”。在一年的时间里，《圣诞颂歌》已经被重印了11次——其中两次还是在1843年年内印的。

这本书也让批评家感到欣喜，他们称赞这部作品“温和的人性精神”还有狄更斯“让读者笑和哭，哪怕对刻薄之人都能伸出双手、张开胸膛来施行慈善”的能力。另外的那位主要社会评论员，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也是这本书的粉丝，将之称为“一部个人的善意”。不过，有几个批评家却敏锐地指出了讽刺之处：考虑到它铺张的印刷，一本为穷人的需要呐喊的书却对他们来说遥不可及。

《圣诞颂歌》抓住了维多利亚人新生的对圣诞节的兴趣。

或许有点讽刺的是，所有这些好结果也没能完全满足狄更斯的经济需求。他本期待总共能收获约1000英镑（折合现在的10万英镑），第一版后他拿到了接近230英镑；一年过去，他又赚了744英镑。

就像甚至包括今天在内的大多数作家一样，狄更斯最后从出场中赚到的钱比他卖书得到的更多——虽然那要等到19世纪50年代以后，他在活动上公开朗读一个更短版本的《圣诞颂歌》，并在接下来的20年里读了不下127次——一直读到他1870年去世。

到了那个时候，《圣诞颂歌》已经驻扎在公众脑海当中了。尽管没怎么填满狄更斯的口袋，这个故事却帮助塑造了我们对圣诞节的概念：关于慈善，关于和解，关于在一桌丰盛闪耀的食物前分享慷慨与善意。在《圣诞颂歌》之前，维多利亚人不会祝别人“Merry Christmas”，或者叫那些不这么做的人“斯克鲁奇”。这本书带来的遗产已经经年日久，但它的起源赋予了《圣诞颂歌》一项恰当的信誉和启示：照顾好社会中最易受伤害的群体，是给所有人的最好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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