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的范围，出现于将全国“三分法”（即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和“四分法”（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地区）中的命名，西部地区总共包括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别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贵州省、四川省、甘肃省、青海省、陕西省和重庆市。

西北，则属于行政区划“七分法”的一个结果，即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和西北地区。在这一划分中，地处我国西北方向的“西北地区”具体包括陕西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省、青海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五省区。“西北地区”这一称呼还出现在对自然地理的划分中，即将全国划分为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半干旱区和青藏高寒区等三大自然区。由于本研究的重点并不在自然地理方面，因此考察范围采用“七分法”的“西北地区”所包括的陕、甘、宁、青、新五省区，并在此基础上将属于“西部”的蒙古地区纳入进来，具体原因如下。

（二）蒙古的取舍

一方面，从我国目前疆域版图形状看，将陕西划入西北地区，如果从陕西的正北方向经度为界，将内蒙的东西切分开，内蒙古将近三分之一的面积其实可以纳入“西北地区”。另一方面，任何地理都属于历史地理，即地理在不同历史时期它的权属关系会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比如秦统一六国，比如北方少数民族历次跨过北方的“边墙”入主中原。当我们将晚清界定为西北摄影史研究的起始时间时（后文对此有专门考证），我们一定要遵循“历史地理”的原则，将地理还原为特定历史情形下的地理。由于当时蒙古（包括外蒙古）还在清政府的版图之内，因此在“西北早期摄影史”研究的初期，蒙古应当进入我们所划定的地理区域范围，并要考察发生在这一范围内的摄影活动。

清时期全图

事实上，在西北早期摄影活动中，进入蒙古地区开展的摄影考察活动不但频次多、时间长，而且质量高，留下来的文献规模也极其庞大。如果将这部分摄影活动舍弃掉，将是对西北早期摄影史极不负责任的做法。如同成书于清代的《历代舆地图》（杨守敬著），起春秋讫明代，除前汉纳入西域地图外，历代只画中原王朝直辖版图，连王朝的羁縻地区都不画，即以清代内地18省范围内的建置为准，新疆、青、藏、吉、黑、内蒙古等边区都排除在外。

杨守敬 《历代舆地图》

谭其骧在1955年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时，开始打算以杨图为基础，结果发现问题很大。因此，从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开始，才将杨图中“丢失”的新疆、青、藏、吉、黑、内蒙古等边区正式“收复”。

谭其骧 《中国历史地图集》

具体在蒙古发生了怎样的摄影活动，在我们按照时间线的梳理中，会作出专题性的研究，限于篇幅不在这里重复。这里想强调的是，我们首先清晰划定了西北早期摄影史研究的空间范围，即我们考察的历史时期摄影活动发生在包括陕、甘、宁、青、新、蒙在内的地区。

（三）摄影史书写中西北时空的缺失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伴随西方殖民扩张和西北边疆危机，国内外探险家、传教士、记者和研究者频繁到访中国西北，由此将摄影术带入西北边疆，并留下了大量的摄影图像。这些图像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图书馆或私人收藏家手中，一直未能得到全面、系统地收集整理与研究。近年来，该类图像逐步得到重视，成为多个学科利用“图像证史”的重要资源。但是限于这些图像未建成一个系统的数据库，已有的研究也呈现出“拿到什么做什么”的支离破碎的局面。这是西北早期摄影史研究的现状，也是需要回到“摄影的历史”，建构完整的西北区域摄影史的着力点所在。目前面世的各种版本摄影史，均未对西北摄影现象、摄影作品和蔚为壮观的文献给予系统考察和足够的篇幅。西北早期摄影史作为中国摄影史的区域构成要件，并未得到严肃的专门整理与研究。这既是西北区域摄影史的缺位，也造成了中国摄影史书写的失重，更是西北早期摄影史研究面临的问题与困境。

[英]伊莎贝拉·伯德:《中国影像之旅1894—1896》，马茜译，中国摄影出版社，2018

伊莎贝拉·伯德（Isabella Lucy Bird），Elliot & Fry拍摄

1.在摄影史专著方面。马运增等著《中国摄影史1840-1937》（1987），未从地区划分的角度梳理摄影史。蒋齐生著《中国摄影史1837-1949》（1998），按照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分类书写，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陈申、徐希景著《中国摄影艺术史》（2011版），其中第二章谈及早期中国摄影的发展历程及外国摄影家在中国。邢千里著《中国摄影简史》（2020）在早期摄影阶段亦提及“西方摄影师的东方视角”。上述摄影史著述更多基于宏观研究，均未就地区性的摄影活动单独设置章节。英国学者德博拉·爱尔兰编著的《伊莎贝拉·伯德：中国影像之旅1894—1896》中，英国女探险家伊莎贝拉最远也是到达西南部的成都和重庆，未能深入西北腹地。美国策展人、著名学者内奥米·罗森布拉姆的《世界摄影史》（2012）从传统的技术、风光、艺术、肖像等传统门类梳理摄影史，也未能进行地区性的摄影史书写。李文方的《世界摄影史》（2003）按照摄影术的诞生、初创、崛起、经典时代等时间轴进行分期，也未专做地域性摄影史的梳理。顾铮的《世界摄影史》（2006），则从摄影术前史一直写到当代摄影，跨度不可谓不大，话题也极为广泛，画意摄影、现代主义、1955年纽约《人类一家》大型摄影展、新彩色与新地形，摄影现象、风格、门类、流派、展览都是关注的对象。作为一部以“世界”摄影史定位，篇幅又不多的框架内，也难以在其中插入某国或某一地区的摄影历史。

[英]泰瑞·贝内特(Bennett T.)：《中国摄影史:西方摄影师1861-1879》，徐婷婷译，中国摄影出版社，2014

在英国摄影史学家泰瑞·贝内特的《中国摄影史：西方摄影师1861-1879》中，首次进行了中国内部的分区研究。具体按照分区域、摄影师生平与创作个案、时间轴的方式展架构，比如香港、北京、通商口岸（上海、福州、宁波、厦门、广州、天津）以及未固定区域的流动摄影师划分，每一章节之下一一展开具体的摄影师个案叙述，从摄影师生平、来中国的时间，在中国居留和摄影活动情况，相关作品发表、流通、继承、收藏情况，以及离开中国直至其生命的终点，在“摄影史”的脉络内是鲜活的摄影师的“生命史”。诚如泰瑞在《中国摄影史》（卷一）前言中所述，以单个摄影师生平来组织资料的方法可能是最“自然”的。在庞大的史料面前，以照片作者生平为线索是最直接、简单的叙事思路，也是最适合的。这也可能是一种别无选择的写法。泰瑞的史料考证扎实，查阅了大量档案馆的一手文献，应用到私人信件、家谱、报刊文章、官方文书、历史地图、墓志铭等几乎能穷尽的各种渠道和形式的史料，读来线索清晰，细节生动可信，堪称一种完美的摄影史的书写范式。特别是作者本人令人惊叹的摄影收藏，为该部摄影史的书写提供了丰富的一手文献，这是国内摄影史研究和写作中难以做到的“收藏+”模式。作者在前言中指出“着手写作中国早期摄影史时，我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连贯的叙事线索，把摄影师、摄影作品和具体的时间、区域对接起来。”[1]这给我们开展以“西北”区域为单位的摄影史梳理，以及严肃的考证和连贯的叙事线索，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范本。在该著《中国摄影分区年表1842-1879》中，提到进入西北地区开展拍摄的摄影师姓名可考的有5名，还有俄国佚名摄影师。地区涉及陕西、甘肃、新疆、蒙古，时间段在1870-1875年间。

朱靖江：边疆的重现——早期中国西北影像文献研究(1870-1949)

2.专门聚焦西北的研究成果。石璋如《莫高窟形》（1996），王建平《中国陕甘宁青伊斯兰文化老照片》（2010）、《中国内地和边疆伊斯兰文化老照片——毕敬士等传教士的视角和解读》（2012），王子云《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西北摄影集选(1940—1944)》（2018），孙志军《世纪敦煌——跨越百年的莫高窟影像》（2021），罗寄梅《观象敦煌：罗氏档案中的莫高与榆林石窟照片》（9卷本，2021）等专著；闫爱华《表征的重负--良友全国摄影旅行团的西北行》，郑梓煜《领土再现与空间实践：1935年民族扫墓节及西北考察中的摄影》，朱靖江《边疆的重现——早期中国西北影像文献研究(1870-1949)》，王海飞《西北民族志影像史略——兼述影视人类学在西北的发展趋势》，冯斌婷《影像中的历史：海映光档案中的中国西北电影资料研究（1941-1943年）》，以及王海姣《民国时期边疆摄影研究》等专论。在国家或教育部有关西北地区历史影像的课题中，经常出现的是伯希和、斯坦因、莫理循、马达汉等熟悉的身影。不是说这些摄影师不重要，正是因为他们的高频率“上镜”，导致“大师的历史”遮蔽了肌理丰富的、历史的更多层面和细节。如同侯王将相史遮蔽了小人物的历史，因此读者对于罗新还原出北魏宫女王钟儿《漫长的余生》，才会引起更多的同情，因为它对历史是精英的历史这一宏大历史叙事进行了祛魅。在英国摄影史学家泰瑞·贝内特的《中国摄影史：西方摄影师1861-1879》中，对专业摄影师和业余摄影爱好者一视同仁。这也是我们在西北摄影史的梳理中特别在意的一点，既不能让几个大师简化和代表了摄影史，也不能用“英雄历史叙事”遮蔽了更为广大的历史创造的主体——“人民群众”。所以，在西北摄影史的梳理中，只要进入研究时空范围内的业余摄影师，摄影活动和作品有据可查者，应当尽可能地纳入进来。

《西方的中国影像》（1793-1949），徐宏、卞修跃编著，黄山书社，2016

3.摄影师的个案研究。张明著《外国人拍摄的中国影像—1844-1949》（2008）；徐宏、卞修跃编著《西方的中国影像》（1793-1949，64册），汇集了摄影术传入中国后，来华西方人士记录中国历史的影像。罗欢著《民国时期摄影文献辑刊》（全36册，2022）汇编了大量历史画刊等摄影类出版物，《沙飞摄影全集》《吴印咸摄影集》等个案研究，均以摄影师及作品为主体，未对涉及西北地区的摄影单设专章。

上述研究分别从摄影史、边疆、文物考古与美术等相关学科的角度聚焦西北早期摄影，对相关史料进行挖掘、整理与使用，更多倾向于跨学科研究，以及用摄影史料服务于其他学科的研究。对于西北地区的专门摄影史而言，既有研究提供了一些有用的编年信息、摄影师、摄影作品线索，但于全面的西北早期摄影文献的梳理而言，还远远不够。这样一种摄影史区域性研究薄弱、摄影本体“外部研究”偏多的状况，使笔者越发认识到具体到某一地区的摄影史本土研究、本体研究的迫切性。

（未完待续）

【关于张畯】

张畯，独立学者、摄影师、视觉艺术研究者。甘肃省美协理论委员会委员，第九届济南国际摄影双年展策展委员会委员。著有《失重的思想史》（2006 合著），《黄土地的变迁》（2010，获甘肃省优秀出版物二等奖，2011 年入选“人民联盟文库”，再版），《自观-我观- 他观》（2012），《影像的缘域》（2016），《十岁那年》（儿子长篇奇幻小说《隐形镇》创作观察手记，2017），《边疆视野下的中国想象——边疆视觉生产和“缘域”范式研究》（2020），《从观察者的技术到观察者的目光——《甘肃影像1000》评论合集》（2020），《近代中国形象演变与中国西北影像——从“他者”塑造的中国形象到本土摄影师镜头下的西北》（2021）。文章在《中国摄影家》《二十一世纪》《上海文化》等刊物发表。摄影作品参加第五届济南国际摄影双年展（2014），西双版纳国际摄影双年展（2016），首届“中国民族影像志”摄影大展（2016），第五届宁波国际摄影周（2022）《熟悉的陌生人》主题展（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2022），《甘肃影像1000：多元与异质》（兰州谷仓当代影像馆，2023），《空间的复活》（银川当代美术馆，2023）《亦远亦近》主题展（法国孔多塞人文馆，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2023）。

张畯《边疆视野下的中国想象》

西北道：中国早期摄影文献与评述

《黄土地的变迁》张畯&刘晓乾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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