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后，明成祖的长陵也有妃嫔从殉。《朝鲜李朝世宗实录》载:“帝之崩，宫人殉葬者三十余人。”

这三十余人的死法非常悲惨，《朝鲜李朝世宗实录》用简短的文字活画出一幅阴森冷酷的图景:当死之日，先让她们在殿外用餐，吃完后带到殿内，殿内放了三十多张大小木床。这些即将陪葬的妃嫔被赶上木床，头钻入上方早已经结套备好的绳子，一时间，哭声震殿阁，等木床移去，哭声始绝。

这三十余人中，有两个是朝鲜进献的女子，一为韩氏，一为崔氏。韩氏被带入内殿前，曾跪倒在前来“辞诀”的明仁宗面前，声嘶力竭，哀求仁宗放自己回国奉养老母亲。明仁宗不为所动。最终她只能和其他人一起被送上了黄泉路。

韩氏被押上小木床，她的乳母金黑就在一旁含泪目送，韩氏回头痛呼:“娘，吾去!娘，吾去!”话还没说完，脚下的小木床被移走，她的颈脖被勒紧，很快吐舌气绝而亡。

明仁宗死时，殉葬的妃嫔数量少了一些，但仍有五个。明宣宗死时，也有十个。其中有一个名叫郭爱的宫女，入宫不足一月，当她被告知列为殉葬之人后，悲愤填膺，写绝命诗云:

修短有数兮，不足较也;生而如梦兮，死则觉也;失吾亲而归兮，惭余之不孝也;心凄凄而不能已兮，是则可悼也。

至于明代宗死后，史书上仅记载“诸妃嫔唐氏等”殉葬。

明初五个皇帝的殉葬嫔妃总数加起来在一百人左右，这是一个很恐怖的数字。

明宣宗朱瞻基的长子明英宗朱祁镇经历过被瓦剌人掳去的“土木之变”，受过很大的苦难，他两次当皇帝，一次当太上皇。代宗去世时，也是他安排了给代宗殉葬的嫔妃，彼时还没有要取消殉葬的意思。但到他快要死了，他却做出了取消殉葬制度的决定，下诏称“殉葬非古礼，仁者所不忍，众妃不要殉葬”，并要求“此言俱要遵行，毋违”。

英宗的继任者宪宗皇帝在临终前也再一次强调不要殉葬，以表达对先帝决定的尊重。

这么一来，明朝的人殉制度终于画上了句号，此后至明亡，诸帝的后宫妃嫔，未有从殉者。

史家们因此大赞英宗“盛德之事可法后世者”。

至于清朝努尔哈赤、皇太极等人再次兴起人殉陋习，那是另一回事了。

这里有一个问题，中原王朝自汉唐以后已经废除了人殉制度，明初又重新兴起，按照《沈氏日旦》的说法是:“嫔御殉葬，夷俗也。国初犹仍胡元遗风，至英庙始禁著为令。”即明朝的人殉制度是沿袭元朝来的。但自古以来，都是“夷习华夏”居多，对于人殉这种倒行逆施的恶习，明初统治者怎么又反倒向蒙元学习起来了呢?

有人说，殉葬的死灰复燃，受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游牧民族人殉传统的影响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是程朱理学过于强调忠孝节烈的结果。

理学要求每个人都做圣人，都遵守忠孝节烈的道德规范。明太祖朱元璋的葬礼是建文帝主持的;明成祖的葬礼是明仁宗主持的;明仁宗的葬礼是明宣宗主持的;明宣宗的葬礼是明英宗亲政前由“三杨”主持的。

建文帝、仁宗、宣宗自小受文官影响很深，被文官们称为仁孝贤君，他们搞出了殉葬恶行;而被文官们指责为残暴的明太祖和明成祖其实未搞过殉葬，所以，罪魁祸首就在于理学的兴起。

仔细一想，这种说法有些道理。

要知道，明太祖朱元璋出身于田亩，登位后专注于民生，搞了很多民生工程，人殉恶政似乎不应该是他推行起来的。

事实上，也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表明，以宫妃三十八人殉葬是朱元璋本人生前就已做好的决定。

但是，我们从朱元璋制订下的《祖训》以及其一手设计的种种严密制度来看，多少可以看出些端倪。

朱元璋此人，极其重视对历代王朝治乱兴衰经验教训的总结。鉴于出现汉唐女宠、宦官、外戚乱政的血淋淋教训，朱元璋对后妃采取了镌铁牌、立祖训、严教育等一系列措施，以防患于未然，史称“明太祖鉴前代女祸，立纲陈纪，首严内教”。

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即命儒臣修女诫，称:“治天下者，正家为先。正家之道，始于谨夫妇。”

在朱元璋看来，后妃们的职责就是生儿育女、侍奉皇帝和处理后宫事务等，绝不能问宫外之事和参与朝政。朱元璋也因此对于后妃的身世、人数、品级等都做出了制度上的规定。

太子朱标意外早逝，朱元璋晚年对年幼的皇孙朱允炆表现出了诸多的担心，从而殚精竭虑地为自己的身后事周密地安排。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明太祖朱元璋就是明朝恢复人殉恶制的始作俑者!

其后的明成祖、仁宗、宣宗等人的葬礼，不过是一句“一如太祖旧制”的行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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